听了高务正这话，高务实轻轻摇头，道：“只要是一场权力斗争，那么不管它披着什么皮，背后的动机都是由利益产生的。”

他稍稍一顿，又道：“至于萨利姆皇子所谓的支持本教派，你与其说他是支持他们这群征服者原有的教派，还不如直接说他是支持‘征服者拥有一切’。而与此同时，支持这位皇长子的人，想来也必是那群‘打天下’的老人与这些老人的后代们。”

高务正闻言，悉心求教道：“兄长，若是这样说，那那位阿克巴皇帝为什么站在了这些人的对立面？我看不管怎么说，他们这些蒙古人的后裔作为征服者来到印度，就算做了印度皇帝，但是最能依靠的力量也仍然是他们蒙古后裔才对啊？”

高务实呵呵一笑，问道：“我且问你，我在南疆推行的归化户籍制，从制度设计层面而言，目的是什么？或者说，我是为了达成什么样的目标？”

高务正对这个问题倒似乎很熟，立刻道：“归化户籍制自然是为了收买……呃，为了天下归心，所以要给一些懂得‘良禽择木而栖’之人一个上升的空间，让他们认为……让他们知道，只要努力尽忠，就能成为我们的一员。”

高务实直接无视了他的口误，面不改色地轻轻颔首，道：“大致上是如此，但是并不全面。”

高务正马上到：“请兄长指点。”

“当我们刚刚控制南疆之时，由于当地汉人太少，势必产生两种情况：一方面，汉人的社会地位会非常之高，因为无论在他们自己，还是在当地土著看来，汉人就是征服者，是外来的‘人上人’，享有各种特权。

另一方面，正因为如此显著的族群差异，一定会形成‘汉人征服者’和‘被征服土著’之间的互相对立。

如此一来，当我们实力强大之时，当地人迫于形势，的确只能乖乖俯首听命，然而一旦我们的力量衰弱了——无论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衰弱，哪怕只是当地驻军被临时调往别处，当地人也极有可能立刻发动叛乱，希望摆脱我们的统治。

我们不可能永远靠着各地驻军强压一切反对力量，因为这样的族群对立如果不能解决，那就会变成一场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游戏。我们能去按葫芦的手是有限的，但葫芦的数目却可能不断增长。

如此总有某一天，葫芦变得太多太多，我们再也按不过来，那么……后果可想而知。那么，归化户籍制是做什么的呢？是拔葫芦藤。”

高务实笑了笑，淡淡地道：“葫芦想要长出来首先需要土壤，但这土壤也是我们看上的，我们不能毁了这些土壤，于是就只能另想办法，让葫芦和土壤分离。

给葫芦们一条上升通道，让他们可以通过效力于我们而获得与我们一样的身份，这样就会产生两种不同的葫芦——其中一部分仍然是葫芦，另一部分变成了我们。

如此，葫芦之间就会产生隔阂，加入我们的葫芦会反过来对他们的同胞更狠，甚至主动把我们觉得会脏了手的事抢过去办了，以此证明我们准许他们加入是一件非常划算的事。这种行为有一个说法，叫做‘皈依者狂热’。”

“皈依者狂热？”高务正一头雾水地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高务实道：“欧洲有些学者在研究与宗教新信徒相关的案例时发现，通常被认为并不完全虔诚的新信徒，反而比多数老信徒表现得更加虔诚、更加狂热，这种现象就被称为‘皈依者狂热’。

如果你仍旧不理解的话，想想金国占领宋朝北方之后，当地一些汉奸的表现就知道了。至于道理，其实也很简单——新来的总要表现一下嘛。”

“哦……原来如此。兄长真是法眼如炬。”高务正恍然大悟。

其实他不知道，高务实刚才第一个想到的并不是金国占领宋朝北方，而是明亡清兴之时。

不过他当时第一个想到的人倒不是什么水太凉，甚至不是吴三桂。在他看来，明末清初最为狂热的“皈依者”，非大汉奸孙之獬不可。

在清军入关前，剃发易服本为表示降顺的一种手段，并不强令军民人等一体执行，如洪承畴为表示归顺，剃发称臣；山海关下的吴三桂为请来多尔衮援兵，也不得不全军一体剃头，以示与李自成一刀两断。

清廷见剃发一策似乎很能快速检验中原士大夫是否真心投靠己方，遂于顺治元年五月初三给兵部和原明朝官民分别发出诰谕，要求“投诚官吏军民皆着剃发，衣冠悉遵本朝制度”，但执行起来尚不严格。

此时，孙之獬作为新降之人，寸功未立，且从后来他招抚江西的表现上看，能力也着实不怎么样，遂动起了歪心思，希望能通过溜须拍马而升官发财。

“剃发令”刚刚下达，他就在汉族士大夫中率先剃发留辫，还改穿了满族服装。不过，当时的朝臣是分满汉两班，上朝时，满班大臣说他是汉人，不许他入班；而汉班大臣说他是满人打扮，也不要他，使他徘徊于两班之间，进退不得，十分狼狈。

孙之獬一怒之下，便上疏提议，希望清廷能严格剃发。疏言：“陛下平定中国，万事鼎新，而衣冠束发之制，独存汉旧，此乃陛下从中国，非中国从陛下也。”

多尔衮一听，很合胃口，遂采纳了这一提议，于顺治二年六月间，再次颁发“剃发令”，规定：“全国官民，京城内外限十日，直隶及各省地方以布文到日亦限十日，全部剃发。”

当然，孙之獬其人虽然让清廷放下了推行“剃发令”的最后一丝顾虑，却也由此为世人所不齿，甚至连清廷都看他不起，在发现他没有其他本事后，便将他革职为民，最后被起义军处死，也算是恶有恶报了。

其实，在当时的大背景下，像孙之獬这样的人还有很多，如谈迁就在《国榷》中沉痛地写道：“彼东胡始入燕，未闻远略，汉人从逆，导之南下，胥海内而左衽之，而又不以佐命见，则所谓绝好、杀使臣、下江南者，是诚何心哉！”

把话说回来，“皈依者狂热”的根源在于身份认同，在于渴望融入新圈子，那融入新圈子又是为了什么呢？名是不见得想要了，那就让大家都背负起这个名声，如“大明忠臣”洪承畴等，应做如是想。

那利呢？如何保住自己的切身利益？

回归到明末清初大变局，士大夫们对明朝悲观失望，投降大顺，其高级官员往往被尚未腐化变质的李自成农民军所打击；投靠南明，又被马士英等打入另册；投降清廷呢？清廷创立了满汉两套政治架构，一个官位能给两个人做，完美安排了这些“前明高层”。

可见，所谓“皈依者狂热”，终究不过出于一个“利”字耳。那么，回过头来看高务实的归化户籍制，又何尝不是按照这一思路反向制定的政策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