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文往返在寒冬腊月之时较往常更慢一些，等辽东的争执捅到京师，已经将近年关了。

这一日早上，皇帝给内阁诸阁老、都察院及六部堂官以及个别经筵日讲官赐下了一些年货。东西谈不上贵重，无非是些冬笋、熏肉、干货之类，但这是一种分了亲疏衔职的“亲切关怀”，能够列入此类的人自然就会被外界看做是皇上的“股肱之臣”。

作为亲信中的亲信，股肱中的股肱，高务实得了十二斤冬笋，十二斤熏肉，各类干货十二种、各十二斤。至于为什么全是十二，其实连高务实都不是很清楚，他也没问过。估摸着，应该是内廷的惯例，图个“月月红”之意。

早上这些干货刚送到府上，身在户部衙门的高务实只得了张单子，本应该立刻写谢表谢恩，但还没来得及落笔便立刻应召入宫了。

内阁就在宫中，离文华殿较近，而户部、兵部则在宫外，要远不少，因此等高务实和梁梦龙联袂赶到的时候，内阁诸位阁老已经等候了一段时间，甚至连皇帝都在。

高务实和梁梦龙赶紧告罪致歉，朱翊钧摆了摆手：“你们离得远，有什么罪不罪的，朕总不能让你们飞过来。陈矩，给二位卿家赐座。”

一听朱翊钧这说话的语气，高务实就知道他今天心情还不错——至少目前还不错，因此也没多礼，与梁梦龙双双落座。

朱翊钧顺手从御案上拿起一本奏疏，道：“这是辽阳副总兵曹簠的奏疏，说的是前不久建州虏酋努尔哈赤进占董鄂部一城之事，诸位卿家都看过没有？”

其实这道奏疏只有高务实没看过，因为这奏疏是辽东副总兵所上，谈的是军务，本身是兵部的正管。于是过程是兵部先看了，然后上呈内阁，内阁过目之后，写了票拟再呈送司礼监给皇帝审阅。

这里头单单没有高务实什么事。

不过事实上高务实是知晓这道奏疏内容的，曹簠不仅提前送了消息给他，还把前因后果明明白白陈述了一遍。而且在刚才入宫的路上，梁梦龙也猜到皇帝召对肯定是要说这事，因此也和高务实有过一段交流。

说实话，高务实也觉得有些头大。

现在的麻烦在于事情扎堆，京里这边正在“财权大战”。高务实虽然先给了一颗甜枣，把全国上下大大小小官员的俸禄折算基本清除，只留下了大家还算可以接受的粮食和布帛折算，但因为接下来他要全面收拢财权，还是会影响很多人的利益，所以舆论上争得很凶。

舆论这玩意，有时候没什么鸟用，但有时候作用也很大。比如某件事皇帝如果坚持要搞，那么无论你舆论如何反对，该搞还是得搞。但是一般而言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，真要是有的话，那就是大礼议、国本之争这种档次的争议了，几乎是皇权与文官集团的直接冲突。

收拢财权这事不至于会如此，因为这事归根结底是文官集团内部的争议，是实学派与心学派之间“大政府”和“小政府”之间的争议，皇帝处于高高在上的调停者角色，稳坐钓鱼台。

高务实显然是一个“大政府”制度的支持者，经历过后世红朝崛起的他，深知在很多时候一个强有力的“大政府”之重要性。

以前他在党校进修的时候其实也对这个问题稍有涉猎，比如他知道汉文化传播到欧洲后，最让欧洲学者困惑的问题，就是无法理解“仁义”的真正含义，因为仁义是基于社会层面的，而社会是西方狩猎宗教文化所没有的东西。

狩猎经济只需要个人层面的自发组织，对个人而言，那是主动的、自由的。而农耕经济才需要社会组织，以应对自然灾害，那是被动的、强制性的。

而另一方面，对于宗教文化，人与上帝(或者说自然层面)之间更不可能有一个中间环节，哪怕是基于个人层面的，个人与上帝之间的桥梁——教会组织，也被认为是多余的，500年前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就给废除了。所以西方人不能理解、也更不能容忍个人与自然(上帝)之间存在一个中间环节(社会)，更不能理解这个中间环节的重要性。

至于人的精神层面，那就更不存在了，因为在那里，只允许存在对上帝虔诚的信仰。如果有例外，那也只允许有一个，就是赎罪。因此，基督徒面对复杂的世界，只会、也只能考虑两个因素：神和契约。

西方也有人群的意识，因为人群客观存在，但那叫群体，而非社会。

社会与群体的区别，就类似兄弟与朋友的区别。社会中，兄弟之间的关系是客观的、被动的、是不可选择的、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，哪怕是打得头破血流、哪怕是成为仇人，都得一锅吃、一炕睡，必须包容、没有自由。

而群体中，朋友之间的关系，则是主观的、主动的、是可以选择的，和则聚、不和则分，充满了自由。

没有社会意识，关于人类的存在和组织形式就必然发生扭曲，这才有了法国卢梭的《社会契约论》，这个所谓“现代民主制度”的基石。其实这个东西并不复杂，也算不得高端，它的本质就是个人让渡部分权力和自由给国家，换取国家对个人的(有限)保护。

这里多说一句，《社会契约论》里的“社会”，英文是social，意思本来就是群居、人群，当年日本人自作聪明地误译为“社会”，结果遗患至今——人家的本意和中国人理解的意思在本质上就有区别。

也就是说，“现代民主制度”下，政府是基于个人授权产生的，政府的“合法性”取决于个人(选票)授权，政府对个人的责任是有限的(个人层面的契约范围之内)，个人(选民)关注的是，政府是否损害个人权利(根据契约)，而不是政府能否对自己提供充分的保护。

既然个人让渡的权力本就有限，那么政府的责任自然也是有限的。

打个比方，过去欧洲人的决斗，一定要在现场的法官、警察监督和公正之下举行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法官和警察的责任，是保障决斗的过程符合契约，而当事人的生死结果并不在其责任范围之内。

这就是基于个人契约的、有限责任的政府，即小政府。

但中国不同，历来中国的政府都不是基于个人契约、个人授权的，其合法性不取决于个人。从古至今，中国的政府都是基于社会要求、社会授权、由社会精英选拔组建(或战争获胜)，对社会中的每个人承担无限责任，其合法性取决于社会所有成员对其尽责结果的认定、而不是其产生的过程。

换句话说，在汉文化中，社会是个人的存在方式，那么作为社会的管理机构，朝廷也好，政府也罢，就都必须“以民为本”，对所有人的生存和发展负总责。

这就是基于社会的、无限责任的政府，即大政府。

做个对比，美国警察救人只是一种“工作服务”，这个“服务”的前提不足以让他抛弃自己的生命、健康去满足。而中国警察的首要责任是保护社会每个成员的人身安全，为此他们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换取获救者。

所以在后世，你可能经常听见说在美国袭警有多严重，动不动就被警察拔枪毙了，但中国警察除非是在抓捕拥有危险武器的嫌疑人，否则必不可能朝普通人拔枪射击——连鸣枪示警有时候都会在事后内部受罚，因为涉嫌执法过度，对人民群众造成了威胁。

这就是区别。(注：这就好比为什么我们应对疫情是“三尽四早”，而西方只能“群体免疫”，连作业都不会抄。不是会不会的问题，是他们做不到的问题。)

那么这种差异是如何形成的？高务实又为何坚持认为大明只能搞“大政府”？

当然有其原因，而且这个原因早已形成，难以更改，只能顺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