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天下人尤其是京师官员以各种心态等着高务实的三板斧时，高务实并没有让他们失望。

两日之后，高务实刚刚完成对户部各项工作的交接，并审视了万历元年以来历年的户部度支册薄，紧接着便有一道名为《税者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疏》上呈皇帝。

当然，奏疏都是先经通政司而到内阁，是以头一个看到正文的，乃是诸位阁老。

《取用疏》开篇颇有意思，几乎是原封不动地照搬了高拱当年关于“义利之辨”的说法。

“臣户部尚书高务实谨奏：《大学》何以言主财？曰：此正圣贤有用之学。夫《洪范》八政，首诸食货。《禹谟》三事，终于厚生。理财，王政之要务也。

后世迂腐好名者流，不识义利，不辩公私，徒以不言利为高，乃至使人不可以为国。殊不知聚人曰财，理财曰义，又曰义者利之和，则义固尝不利也。义利之分，惟在公私之判。苟出乎义，则利皆义也；苟出乎利，则义亦利也。”

高务实是高拱的衣钵传人，以高拱昔日的观点作为此疏的开篇，政治用意十分明显。不过，他也不只是出于政治目的，一直以来他也都赞同这一观点。

高拱提出的以公利辩私利，确实是一种高见。其中“聚人曰财，理财曰义”是批驳宋儒“以名为利”的观点。

与之相反的，则是高拱赋予了“义”和“利”全新的解释，也就是上文中所提到的：所谓“义”，就是理财，是管理国家的财货；所谓“利”，当然就是聚财，聚集人才去创造财货。

由此而来，“义”和“利”就不再是抽象、虚空的概念，而是社会大众为国家创造的利益的总和。

如若一心只为国家谋利而不计较个人利益的得失，则义即利；反之则义非利。因此，“义”和“利”是一种辩证的关系，两者相互依存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互相转化，转化的条件就是“公私之判”。

高拱对于公利和私利有着严格的划分，在他的著作《问辩录·孟子》中曾经这样写道：“孟子之学，最严于义利之辩，故于篇首发之，不夺不餍，是利而不利也。不遗亲，不后君，是不利而无不利也。此谓国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也”。

所以高务实一直很清楚，高拱所追求的“利”，不是私利而是公利，也就是“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也”。

高拱的思想是当前朝臣们都很清楚的，高务实以此开篇先声夺人，即是提醒他人，他高务实是高拱政治理念的继承人，任何改革必以高拱当初的理念为基础。

同时，这也是团结实学派力量的一种手段，毕竟从“高党”到“实学派”，本身就是从以社会关系为纽带的政治集团，到以施政理念为纽带的政治集团的一种转变和升华。

接下来，高务实奏疏中继续写道：“盖谓有国家者，不当私其利于已，而以利为利；只当公其利于人，而以义为利也。盖以利为利，则失却人心而国家不可保，亦未尝利也；以义为利，则得之人心而又有土有财，其利为无穷矣。是则义利之辩如此，为人君者，可不深省于斯？”

这一段则是像皇帝说明“义利之辨”为何重要。事实上，这一段不仅是强调“义利之辨”的重要性，也是为他的下文打下说理的基础。

“我国家以农为本，逐商为末，祖宗成法，句句在训。农者天下之本，亦为财货之本，故古人皆以为农之为盛，则国必盛焉。然则天下皆农，果可行耶？臣不以为然。

臣以为农之为本，如树之有根，根深则蒂固，如此木即盛也。然木之为木，其势在干，其荣在叶。虽不可不察其根，亦不可轻其干、叶者也。

今臣有一言：无士则国不明，无农则国不稳，无工则国不强，无商则国不富。士农工商，虽有先后，独不可偏废，望陛下思之察之。

其如人也，士为其首，农为其身，工为其手，商为其足。倘只余士农，则其人不可行动，不可作为，乃与人彘何异？

我太祖高皇帝仁恩浩荡，泽被天下，惜农悯农，制诰以训。天下社稷，历二祖列宗至陛下，凡二百一十九年矣，终以重农悯农为要，诚推历代之冠。

然本朝既以重农为祖宗法度，却独不以兴修水利为常，不亦怪哉？臣察究其源，问及各衙，其必曰：太仓不足用矣，固不得大兴。

又问：太仓何以不足用也？其必曰：民力不可滥用，民财不可尽取，故不可足也。

果不可足邪？臣以为大谬不然！”

奏疏写到这里，高务实该铺垫的东西已经铺垫完成，接下来就要开始“上干货”了。

“臣察前宋苏辙《收支叙》中，乃有元祐初年其户部收入数目，其言：‘今者一岁之入，金以两计者四千三百，而其出之不尽者二千七百；银以两计者五万七千，而其出之多者六万；钱以千计者四千八百四十八万(除米盐钱后得此数)，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万(并言未破应在及泛支给赐得此数)；绸绢以匹计者一百五十一万，而其出之多者十七万；谷以石计者二千四百四十五万，而其出之不尽者七十四万；草以束计者七百九十九万，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万。’

经臣及同僚折算，当时金一两约值十贯钱，四千三百两即值四万三千贯钱；银一两约值一贯钱，五万七千两两即值五万七千贯钱；绸绢每匹约值一贯半钱，一百五十一万匹即值二百二十六万五千贯钱；米谷一石约值一贯钱，二千四百四十五万石即值二千二百四十五万贯钱(注：此处折算标准参见程民生《宋代物价研究》），合计约两千六百八十万贯。再加上加上按缗钱征收之税收入四千八百四十八万贯，总数约为七千五百万贯。

七千五百万贯本以堪称巨额，然此即为元祐初年前宋之岁入否？非也。

臣察知，前宋之财务一分为二，一为户部左曹(元丰改制前为三司)所统率，由转运司、州县主官、市镇税官而构成之财政收纳各衙门，其掌田赋、商税、酒税、常贡、征榷之利；

一为户部右曹(元丰改制前为司农寺)所统率，由提举常平司、州通判、县丞而构成之财政收纳各衙门，掌常平、免役、坊场、坑冶、河渡、山泽、地利、榷货、户绝没纳之财。

而前宋左曹隶户部尚书，右曹不隶户部尚书，因此天下之财分而为二。而苏辙《元祐会计录叙》中则又言：‘若夫内藏右曹之积，与天下封桩之实，非昔三司所领，则不入会计，将著之他书，以备观览焉。’

由是可知，臣等折算而出之七千五百万贯钱，不过户部可以会计之正赋岁入，而户部右曹掌管之收入，甚至未计其内。如此观之，前宋疆域不及我朝，而岁入不啻十倍！以陛下之圣明，独不以为异哉？”

说上干货就上干货，高务实在这里比较了一下宋明两代的财政收入——他虽然只说了宋朝，但皇帝当然知道本朝岁入，是以不必多说。

至于结果，当然是触目惊心，以至于高务实用了“不啻十倍”来形容。接下来还没完，高务实又继续例证宋明两代财政收入差距之大，然后再从各项生产指标如铁器、粮食(大致估算的产量)、布帛、丝绸等产量来证明实际上大明的“生产力”实际上反而超过前宋。

不过这一切都是为了引出另一个要素，他疏言：“故前宋岁入约一亿，而其田赋折钱仅约三千万贯上下(其中实物征收的米谷2445万石，折钱征收部分未知，但数目不会很大)，比重不过三成而已；非农之税款多达七成。故臣言：两宋之富不在农而在商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