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先高务实虽然有很强的高层影响力，但毕竟个人实际政治地位不够高，泛泛而谈、影响皇帝的思维是可以的，但具体经手或者甚至操控某些事那就比较为难了。

军工私营是借高拱的手办下来的，打下了如今明军武器装备远超历史同期的基础；《纾驿路疏》不仅借了高拱的手，而且借了郭朴回朝的势，最终是在“郭朴时代”全面完成，为大明甩脱了第一个大包袱，并且强化了驿站体系，后续的漠南之战、西北之战其实都有这件事的功劳。

他自己一手办成的国家层面大事，说起来还只有京营改制一项，而且事情虽然办下来了，但目前还在“巩固期”，不像军工、驿站两件事那么牢不可破。

而现在，借着升任户部尚书的风头，高务实不仅打算趁机稳固京营改制的成果，而且因为终于专管一方，打算动一动大明的财政体系了。

当然，基本财政体系暂时他还不敢轻易触碰，比如让他直接把大明变大宋，那他是肯定不敢的，也不现实，且没必要。

核心暂时不敢动，那就先试探试探，找一个既有“群众基础”，又是其他人不敢轻动的方向。

比如说：完全承认商人的合理社会地位，但同时要求商人承担其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。

这件事之所以说它有“群众基础”，不是在开玩笑，这个时代的农民其实是知道商人比自己“厉害”的，尤其是大商人。

道理很简单，大商人不仅有钱，而且必然在官场上有些背景。这些背景，有可能本身就在家族里面培养出了读书人、官员，有可能是投资了某位、某些官员——这个前文有述，就不多说。

总之，但凡称得上大商人的，一定在背后有官府的背景，超级豪商投资中枢重臣，大豪商投资督抚布政，中小豪强投资府尊县尊，再不济一些的也会投资府县吏员——别看吏员甚至不算官，有很多职务论实权的话，几乎相当于后世的副县级呢。

而寻常农民呢？不好意思，他多半连县衙都进不去，而且也不想、不敢进去。

商人只分大小，农民却不是，“大农民”那是另一个阶层，是地主阶级了，他们可不把自己当农民看待。

所以在农民眼里，商人哪怕是挑着扁担、推着独轮车的游方货郎，那也比他们强，至少见多识广——这种思维在解放初的好些农村都有。

所以中国古代的商人阶层挺不容易的，一边被某些人当面鄙夷，一边被某些人暗暗羡慕，这里的“某些人”有时候还有重叠。

但不管怎么说，商人在民间的地位实际上并没有很低，这是可以肯定的，他们的“地位卑下”主要是在朝廷和朝廷官员面前。

然而，这种情况也并非一成不变的，事实上大明立国两百年，这种局面始终在不停的变化，并且其总的趋势是商人逐渐受到朝廷的待见——对高务实而言这个程度还远远不够，但趋势还是要肯定。

即便是在原历史上，自俺答封贡完成以后，商人地位的提升也很明显。

为什么？因为自那以后，大明朝廷几乎在所有边境都开放了贸易(大概只除察哈尔以外)，清末思想家魏源在《圣武记》中评价这次和议政策“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(因为清朝延续了北疆边贸)。”

开放边关贸易的政策，是明朝国际政策的一个十分重大的转折点，同时也是对山西商人的一个重要的商业机会。

从此，晋商相继逐渐进入了粮食业、茶业、棉布业、畜牧贩卖业等行业，一举成为了明朝时期最重要、经济最活跃的边关贸易经营者。明代的著名学者谢肇淛在《五杂俎》中说：“富室之称雄者，江南则推新安，江北则推山右。”也就是说，大明最富裕的商帮，南方以徽商最富，北方则是晋商。(注：江浙商人有很多跑去和徽商同流或合作。)

事实上到了嘉靖以后，太祖朱元璋建国时所规定的：“庶民庐舍，不过三间、五架”，早已经被时人抛到了脑后，徽商如盐商等“盛宫室、美衣服、侈饮食、拥赵女”，这些富商追求财富的热情一时间远远高于了任何朝代。

有了钱当然好，但每当他们要去面见官员时就比较不爽了——你得把这些盛装换下来，穿上粗布衣裳去拜会，而且低三下四、唯唯诺诺。哪怕你就是那位官员的“金主”，有时候都只能如此。

有没有办法改变呢？也不能说没有，比如说你很有钱，但是又实在不是读书的那块料，那么你可以想法子捐个监生——也就是国子监学生的身份。

这个身份要说有多贵重倒也未必，毕竟它只是个相当于“国子监在读”，甚至不是“在读”，而是“曾读”。但国子监无所谓毕业不毕业，因为本身那只是为科举准备的学校，无非档次比较高罢了。

那么类比一下，捐的这个监生其实就好比“国子监函授班”——读是读过，有没有读出什么名堂来那就只有天知道了。

但是不要急，“读过”国子监本身就有一点很厉害，因为监生在政治地位上基本是类比生员的，有了“监生”这个名号，你就不再是一个到哪都被鄙视的铜臭商贾，而是相当于秀才老爷了。

然而也就到此为止，商人能“搞到”的社会地位，基本上到监生也就到头了，再往上除非你读书考科举并且中了举人、进士什么的，否则“类比生员”就是你政治地位的巅峰。

这个地位，若是只在县、府一级，或许还能凑合：在县衙有坐，在府衙有个位置给你站，但倘若再往上，那就不好意思，该你跪的，你还得跪。

而在现在这个世界的大明，由于实学派的主导已经持续了将近二十年，商人的地位更是比原历史中还要更高一些。

这不奇怪，高拱早年就专门写书谈过“义利之分”，随着高拱持续当政，实学派改革不断前进，这种观点对于民间的影响乃至于官方的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。

而且，高务实本人还树立了一个典范：文为状元，商则首富。

虽然限于“祖宗法度”，他名下的各部分都有族人、家丁充当白手套，但天下人谁还不知道他才是京华真正的东家吗？

而京华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？不是说规模，是说社会贡献：京华在大明的各部分产业，去年全年上缴了一百七十三万两各类赋税，其中最后能够收到中枢的就有五十九万两，接近于大明全年户部总收入的十分之一。

这么大的社会贡献，你说高务实这个“商人”是坏蛋？

民间层面如此，官员层面也同样变化了。实学派不必说了，一贯主张提高商人地位；心学派方面其实在这一点上也是和实学派一致的——其实心学派官员背后的大商人更多呢！

从朝廷官员这方面来看，影响最大的如邱濬、王守仁、王廷相、高拱等人，全都是支持提高商人地位的，各种理论早已奠基完成，就差最后成事了，可不是高务实凭空来玩这一手。

这里就有一个疑问：既然那么多大佬都支持提高商人地位，为啥到现在还没搞成？

答案并不复杂：社会地位要与社会贡献挂钩，朝廷或者说皇帝才可能接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