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四的这一个多月，国内的抗争以及外交上都算挺成功的。

顾维钧不签字的决定非常灵性。

日本代表团的牧野伸显当时就担忧地表示：“世人不察，以为在巴黎的中国代表，为血气所驱使，为功名所激发，致有此等行动。而我观察并非如此，我深信此种感情早已浸润于中国一般国民，酝酿数年之久，一触即发，巴黎和会不过其表现之机会……我国或因中国问题而陷入意外之困境，未可知也。”

这个小鬼子还算有点自知之明。

五四的作用之大不用过多叙述，单单一个近代转入现代的就足够彰显地位。

当然这是站在了上帝视角，要是从当下着眼，最现实的表现可能就是加速了北洋内部的裂变，尤其是皖系和直系的分裂。

五四可以说直接引发了后续的直皖战争，亲日的段祺瑞一派渐渐没落。

段祺瑞估计对此相当无语，自己在成为“共和英雄”后，又对德宣战，并成为胜利国。去年一战刚结束，没开和会时，段祺瑞志还得意满地以总司令身份检阅军队，接受群众和各国使节的检阅，人群中喊出了“段祺瑞万岁”的口号。

但他刚坐上云霄，还没缓过神，就又再次摔到地上。

什么叫水能载舟亦能覆舟，老段现在心里真是明明白白。

两人做的当然还是春秋大梦。

曹汝霖扳起手指头算了算：“1858年瑷珲条约、1860年北京条约和1881年伊犁条约，被割去了大片土地，若能收回，现在的小事何足挂齿！”

段祺瑞说：“这场学生和工人的运动简直就像一场别有用心的阴谋。那些学生还说什么中国要亡？开玩笑！现在咱们可是战胜国，再怎么都比民国四年日本提出‘二十一条’时要好！简直不辨是非！”

苏俄只是画了一张不切实际的大饼而已。

段祺瑞说：“宣言上就是这么写的。”

曹汝霖也听得心旌神摇：“希望他们不要食言，那样我们就能翻身了！”

段祺瑞说：“好在北边的苏俄发了声明，要废除以往签下的不平等条约。”

曹汝霖已经认命了：“现在各界已经对我们不信任，局面稍不留神就会不可控，总理以后多加小心。”

曹汝霖是干过外交的，于是问：“有没有书面上的文件？”

曹汝霖讶道：“全部废除？”

俄国是占据咱们领土最多的，要是从他们手里收回，估计段祺瑞的功劳比“四造共和”都要大得多。

曹汝霖感觉不可思议：“现在他们处境艰难，不会是空头支票吧？他们与德国的条约便被作废。”

对于大总统徐世昌迫于压力罢免曹汝霖、章宗祥、陆宗舆三人，他也很生气。

曹汝霖说：“密约被报出来，你我无能为力。”

“如此优厚的条件！”曹汝霖不得不震惊，但还是谨慎问道，“真的是一切不平等条约？”

段祺瑞说：“现在他们面对各国干涉军，自身难保，是我们的一个机会，不争一下太可惜。”

段祺瑞点头说：“所以你我要振作精神，即便失去区区胶东，但能拿回远大于胶东之土地，何止功大于过，简直是拓土开疆。”

段祺瑞说：“苏俄负责对东亚外交的一个叫做加拉罕的官员发了苏俄的宣言，宣言声称，‘废除帝俄与中国、日本、协约国签订的一切秘密条约，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土地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；并将沙俄政府和俄国资本家阶级从中国夺得的一切，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方，废除帝俄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租界，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，放弃帝俄在中东铁路方面的一切特权。’”

段祺瑞继续说：“那位叫列宁的领袖，早在多年前就说过，‘四亿落后的中国人争得了自由，觉醒了起来，参加了政治生活。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已经从酣睡中清醒，走向光明、运动和斗争。我们的党派主张，必须废除与中国不平等条约，待革命取得成功，把沙皇侵占的领土，尽快归还给中国！’”

苏俄后来又发了两个宣言，第二次的宣言相比第一次，把有关中东铁路无偿归还的条款变为了愿意展开谈判。

段祺瑞专门跑去安抚曹汝霖，气呼呼地说：“润田（曹汝霖字），我没想到大总统如此不负责任！你为我冒天下大不韪，借到日债，该是大英雄。徐大总统过河拆桥，以后还有人愿意给他出力？”

第三次宣言则删去了1919年第一次对华宣言中无偿归还中东铁路及其附属产业的一段文字，并照会北洋政府外交部，要求北洋政府以其修改后的文本为准。

而且他们还解释了解释，所谓要废除的条约，是1896年以后沙俄与中国签署的不平等条约，其中包括侵占的大约为1400平方公里土地。主要是1896年条约、1901年北京协议及1907年至1916年与日本签订的一切协定。

但1896年以前的那几个条约才是大头，占了100多万平方公里！

第三次宣言时，苏俄已经基本肃清白军，打赢内战，站稳了脚跟。

那时候，呵呵，1896年以后的都直接反悔了。

此前一切不过是缓兵之计。

反正这就是国际政治。

对苏俄有利的条约，他们一个没废除；对苏俄不利的条约，比如与法国的大量借款、对德《布列斯特条约》则全部作废。

但这时的皖系，肯定要抓住所有可能的救命稻草。

曹汝霖又说：“李谕在学界和工商界都有强大影响力，总理可以派一名心腹去他那里探探口风。”

段祺瑞点头说：“确应如此。”

——

东厂胡同。

徐树铮敲响了李谕家的大门。

“徐将军怎么穿了便装？”李谕问。

徐树铮呵呵笑道：“穿戎装太过招摇。”

李谕让王伯端上茶，然后问：“徐将军所来何事？”

徐树铮说：“我这人不擅长绕圈子，今天来，是段总理让我问问，学生和工商界还有没有什么……什么不满的意见。”

李谕笑道：“我可代表不了学生和工商界。”

徐树铮说：“但以院士先生的影响力，一呼百应，学界与工商界必然卖您面子。”

“那就不好说了，”李谕顿了顿，“天意难违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