梁启超的电文发回后,在上海、北京、广州、武汉等各地的报纸上都被登了出来。
国内的舆论一直主张坚持立场,不能签订有损国权的条约,一个战胜国要是还丧权辱国,那真没道理了。
北洋政府见巴黎那边都把密约拿出来了,也没办法,于是公布出了中日之间有关山东问题的条约、协定、换文等。
社会各界大为哗然,很快就明确点出了曹汝霖、章宗祥等人的责任问题。
他们弄得确实失败,民国出了不少优秀外交官,北洋政府最上心的又正是中日关系,却在这上面屡屡出大问题,不得不让人无语。
从袁世凯时代,北洋政府就明白,一定要处理好与日本的关系。日本变成了一个强邻,又是那种有野心的邻居,不便发生直接冲突。
所以北洋政府对日的外交策略一直是注重人事方面,如果有点误会,人事方面配合得当,说不定可以大事化小。担任外交次长一职的,几乎都有留日背景;外交部的几个主要参事,也必然有一个留过日。
“可惜没能看到原作,”李谕说,然后问,“你不是在纽约吗?”
侍者刚上了两道菜,外面突然一阵骚动,有个人对着餐厅里大喊:“阿三,快来!他们说克里蒙梭的车队快到了,我们去打标语游行!快!”
李谕则准备动身去德国,出发前去书店买上几本书在路上看。
给李谕及杜尚上菜的那名侍者慌忙把菜放下:“对不起了,两位先生!”
杜尚说:“上帝?对我而言,这个问题不存在,上帝是人的创造物。当人们发明了什么,总有人拥护它,有人反对它。编造一个上帝的观念是疯狂的愚蠢。”
“他们总是这样!所以还是躲避为妙,”杜尚说,“事实上,我对任何可能让人发狂的、投入的、献身的、魂牵梦绕的事物,不管宗教、政治、文学、艺术还是理智的科学,都是如此态度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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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战前后,杜尚转向达达主义,成了达达主义的代表。
顾维钧他们感受到了巨大压力,不过也只能干等着。
李谕说:“我不仅认识你,还知道两年前你给美国独立艺术展览送了一件叫做《泉》的艺术品。”
在巴黎胡志明刷了一波声望积累了一些经验,独立这件事此后还真让他办成了。
“上帝哪?”李谕又问。
不过在此之前,德国人已经把所有的经济灾难都归咎于了战争赔款。
李谕接过来,说:“我很喜欢。”
1912年他就创作了非常有名的画作《下楼梯的裸女》,不过1913年以后,杜尚就放弃了绘画。
不过达达主义的存在时间非常短,一战结束没几年就消退了,被超现实主义所取代。
杜尚说:“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就连刚刚崭露头角的经济学家凯恩斯都看不下去,发表评论反对。
李谕瞄了一眼,我去,《带胡须的蒙娜丽莎》。
杜尚摇头道:“我没有这样的打算,这只不过是我的一件随心之作。”
英国自然不希望法国在欧洲大陆一家独大,所以表示了反对,要求降低赔款额。
李谕和杜尚见过好多次这种事,并没有表现得很奇怪。
但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,和会又根本没时间理睬殖民地的独立事情,所以忽视了他的要求。
杜尚又说:“令人惊奇的是,添上胡子后,你再看蒙娜丽莎,她就成了个男人,不是一个女人装扮的男人,而是一个的的确确的男人,这是我的意外发现。”
法文书店当然白搭,好在巴黎有卖英文书的。李谕走进一家店面,看到一个瘦瘦的人正坐在一张桌子旁,拿着一支笔和一张明信片自顾自地笑道:“太有意思了,太有意思了!”
“是的,我对政治一点兴趣都没有,可现在巴黎天天讨论最多的反而就是政治,不仅和会上的政客,就连咖啡厅、酒馆里的客人都在聊世界大事,但我对此一无所知,不明白政治方面的任何事情,”杜尚顿了顿,加了一句,“并且我觉得政治是一件很愚蠢的事。”
在赔款问题上,法国狮子大开口,要像当年俾斯麦强加给法国的赔款一样,给德国设置一个让他们无法缓过劲来的数额。
过程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,这两个月中,被炸毁的铁路基本已经被修好。
后来美国又给德国提供了大量的贷款支持工业复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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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尚很多类似的作品都被当作垃圾扔掉了。
虽然不能直接收回,但比经手日本好太多了,代表团可以接受。
李谕随即签字盖了个章,然后说:“杜尚先生能不能也送我一件艺术品?”
“你是李谕院士?”
而且大部分德国人都不觉得德国被打败了,只是被剥夺了应该属于他们的胜利。
此时的巴黎果然是天上掉块砖头就能砸中某个名流要员。
“是的,”杜尚点头说,“不过最好不要用俗套的钢笔,有没有你们中国的毛笔?”
李谕笑道:“真是太有反权威的味道了。”
英法意三国代表对日本的提议均不置可否,其实就是默认;美国最终只能搁议。
杜尚说:“我早就认识院士先生,没想到你还认识我。”
李谕想起了那个无政府主义者的侠盗雅各布,于是问:“要是有人告诉你,为了能在社会生活下去,人们需要政治哪?”
然后小胡子上台,他怎么可能承认《凡尔赛合约》,干脆不还了!
反正这些赔款大都敷衍了事。
李谕说:“然而现在巴黎的政客们都相信自己做的事情是最了不起的,争吵不休。”
德国自己看到合约后也蒙了:你们打死我吧,要钱没有,要命一条!
前期德国基本赖着不还,法国还想借此占领德国最重要的鲁尔工业区,结果英美都出来斡旋,法军灰溜溜撤军,这件事丢了大面子。